大湾区这所大学，跑出中国最牛创业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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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盐财经

　　今天，全球最适合创业的地方在哪里？毫无疑问，除了美国硅谷或大波士顿地区，另一个地方是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

　　而且，在一些特定领域，粤港澳大湾区还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优势。当一位创业者要从事智能硬件创业（诸如无人机、智能眼镜之类）的时候，那么，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和这里匹敌。

　　从深圳往北，到东莞，再到广州，这里是全球消费电子产业链的枢纽，产业集群覆盖了从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供应、智能终端制造，再到全球营销的所有环节。这使得创业者要将一个idea变为一家初创企业的过程，变得异常顺畅。

　　“智力集聚”则更重要。

　　从斯坦福到麻省理工，全球的科技创业者集聚大湾区，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新企业。

　　与此同时，一所“成立不久”的大学在创业领域的表现，可以说力压群雄——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圈特有的“港科大现象”。

　　香港科技大学，实际上，非常年轻，创立于1991年，但在工程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已经霸榜港校。

　　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于1991年

　　在短短三十几年时间里，香港科大的教授和毕业生们人才辈出。他们创造了大疆、云洲智能、晶科电子、普渡科技、极目生物等科技独角兽，涉足的领域从无人机，到智能，再到新材料。据不完全统计，具有港科大背景的硬科创企业，超过了1700家。尤其是港科大教授李泽湘，大名鼎鼎，批量孵化大疆、云鲸等140多家公司。

　　“港科大军团”的快速崛起，不是一种偶然。探寻现象之后的深层原因，对大湾区乃至中国的理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无疑意义重大。

　　2026年，是香港科技大学成立35周年，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盐财经采访了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和深港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的杨晶磊教授。杨晶磊是全球材料领域知名的华人科学家，为香港科大机械及航空系教授，也是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皇家航空学会会士、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士。

　　港科大，凭什么能批量造富，跑出一支中国乃至全球最牛的“创业军团”？

　　“港科大现象”，何以横空出世？

　　盐财经：从汪滔开始，创业圈的“香港科大现象”很受社会关注。其实，内地很多高校在1990年代进入深圳，在深圳力推产学研一体化，也在大搞创业孵化。港科大1991才成立，为何能在创业领域后来居上，港科大的学术和科创氛围，是否有某些独特之处？

　　杨晶磊：2016年，我离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加入港科大，在科大校园浸润10年，可以谈谈一些个人对港科大的感受，主要有有三个方面：一是家国情怀，二是自由环境，三是体制创新。

　　首先，港科大创立于1991年，那时，香港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本地大学培养的金融、律师、医生等专业人才很受欢迎，但没有培养理工科顶尖人才的大学。香港当时在寻找转型的机会，希望成为国际科创中心，那么就需要这样一所大学。

　　港科大最初吸引的那批人，很大程度决定了学校精神和氛围的地基。首任校长吴家玮教授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也是美国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校长。在他的号召下，一大批华人科学家从全球逆流回到香港。

　　为什么是逆流？因为1990年代初，正是美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高潮期，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机会非常多。香港当时还没有回归，之前还发生过股灾，但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

　　港科大成立之初，我们一位副校长叫林垂宙。他曾是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工研院是全球华人产学研做得最好的地方，台积电的崛起就离不开工研院。林校长主管的，就是科大的研究和发展，他带来了很多工研院的人才。

　　也就是说，科大从成立开始，就有了全球最前沿的产学研一体化经验。家国情怀，也让港科大培养的创业者很清楚，必须和内地有深度的连接，植根故土，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另一个是自由环境。

　　以汪韬为例。汪韬有做科技企业家的天赋，李泽湘教授在他本科毕业设计和读研期间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使他能够在实验室扎根，从容展开研发工作，并最终推动了大疆的诞生。

　　科大的学术氛围是，既注重基础研究，探索学科的前沿边界，更鼓励教授和学生将研究和实际运用场景结合，让科技和工程去改善社会。于是，这就给了教授和学生们很大的自由空间，科技企业家的培养，正是需要这样的环境。

　　第三是制度创新。

　　创业的两个要素，一是智慧，即知识产权，技术专利；二是资金，风险投资。

　　过去，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取得某项研究的突破之后，不一定有申请专利的意识。而申请专利，无论是对进一步研究，还是创业都十分重要。尤其对初创企业创始人来说，拥有技术专利，是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为此，科大专门成立了“知识转移办公室（Office of Knowledge Transfer）”对知识产权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帮助教授和研究者整理搜集可能申请专利的成果，节省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同时，该办公室还会主动发掘那些转化率、落地率较高、应用场景乐观的技术，并给研究者提供信息和指引，拓展与业界的合作，充分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新意识。

　　在启动资金方面，科大也拿出了真金白银，覆盖了早期投资的几个关键阶段。比如，在实验室时期，对应用前景较好的技术，可能有几十万到百万级的资金支持，类似“种子基金”。

　　之后的创投阶段，也有覆盖。比如，科大计划与业界共同成立总规模20亿港元的“红鸟基金”，支持科大的教职工、学生和校友创业，重点领域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机器人、新材料、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生物医学及医疗健康等，都是面向未来的产业。

　　建设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标准，但创新、创意环境却相对自由的校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特别是那种懂得如何用技术和资本、去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创业者，并在他们的创业早期，及时提供系统性的创新制度支持——在这种环境下，港科大产出优秀科创企业家的概率，自然会大一些。

　　产学研，中国优势独一无二

　　盐财经：在全世界，产学研结合是一种普遍现象，斯坦福旁边即是硅谷。你在德国和美国的顶尖学术机构都学习、工作过，怎么看待美国和欧洲的不同？

　　现在，中美两国的科技股涨得最厉害，欧洲好像被忽略了。我们的产学研一体化，应该学谁，还是说要走出我们自己的新路？

　　杨晶磊：美国和德国都有可取之处，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走中国自己的路。

　　本世纪初，我在中科大读本科，并准备出国。由于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很多同学最后去了欧洲，而不是美国。我去了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攻读博士。在新材料研究方面，这所大学注重和业界合作，是空中客车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全球航空材料研究的重镇。

　　德国工业以“工程师精神”著称，博士培养同样如此。比如，一个工科博士的毕业标准，就是要完成一个甚至多个企业合作项目，对业界的真问题进行技术攻关，反而对论文的要求可能不是硬性的。经过数年的沉浸式研发，合作方认可的新技术新工艺就出来了。

　　在德国人看来，博士生在前沿企业工作的意义是，你能找到到底哪些研究真正有价值，而且实践可以修正你的研究方法。实验室也不能没有，因为企业的课题有时效性，是头痛医头，所以工作完之后，你又必须回到学校，把在企业所学反馈给实验室，在实验室将你的课题的底层机理做更深入的延展。所以，德国博士非常难毕业。

　　美国的基础研发全球领先，同样也产学研结合。我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后，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贝克曼研究所，该所会承接很多国际大厂的课题。通俗来说，美国人更“卷”，因为美国的学术界、科技界和资本市场的联动程度比德国要高。

　　很多留学生都知道，在德国，导师可能要你一个月汇报一次，但美国导师会要求你每个星期甚至隔天汇报。而且，美国大学的很多实验室是“7X24小时”开放的。

　　中国可以做到美国和德国两者优势的结合。首先，我们的资本市场，如科创板和港股，和科技圈的联动程度是比较高的，好项目不缺资本支持，这和美国类似。

　　更重要的是，在和业界的深度嵌入上，我们有着独特优势。

　　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智能硬件创业是一个全球性风口。要在这个领域创业，首先需要从实验室专利开始，你必须去市场进行产品检验，这时就需要“打样”。在深圳、东莞的工厂，创业者从有点子开始，可能一周，甚至两三天内，就可以拿到样品。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不可想象。

　　在创业阶段，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速度，是企业领先于对手的关键之一。我们产业链的强大能力，不光是造就中国人就业机会这么简单，它更是推动中国科创企业大发展的强大底盘。

　　科创企业家，培养秘诀是什么？

　　盐财经：未来，哪些领域的科学家创业、工程师创业会有较多机会？我们的理工科大学教育，应该如何升级去迎接这些机会？

　　杨晶磊：首先，中国的科技自主是最大的趋势。它会影响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也会影响全球科技人才，尤其是华人科技人才的选择。这是宏观层面的大方向。

　　在产业层面，则会催生出一大批国产替代和国际原创的机会。

　　举个例子，高端芯片产业由于其复杂的流程系统和长期的技术积累，从软件到硬件，都还是由西方企业掌握技术。再深入一些，如果你研究新材料，还会发现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芯片底填胶的某些成分，以及封装用的环氧树脂，对整个芯片的性能和可靠性都有重要影响，但供应链都不在我们手上。

　　那么，在这些不起眼的高附加值领域，中国本土的创新企业怎么做，才能逐渐和外国对手同台竞技，甚至赶超他们？机会非常多。

　　关于理工科教育，可以谈的，有很多。我们只谈一个点——未来的一些重要领域，人才培养必须实现学科融合与交叉。

　　香港科技大学（港科大）工学院周圆圆教授带领团队，研究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电池技术发展

　　打个比方，你要做智能机器人，涉及多少个学科，大家清楚吗？自动化、新材料、传感、微电子、机械，还有能源，涵盖领域之广，超乎想象。在很多理工科大学，以上每一个领域都是一个教职工规模上百人的学院。

　　过去，理工科教育分得细，这固然有利于科研的深度。但如果是要培养科创企业家，那么在有技术深度的同时，未来，还需要注重广度和融合。

　　港科大的规模本身就小而精，使得我们一开始就注重融合与交差。这种理念，我们已经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始实践了。

　　在港科广学校下属的学院层级，我们叫“枢纽”，在系这个级别，叫“学域”。这不是简单的名字改变，是内部组织架构和学生培养模式的范式革命。

　　以“功能枢纽”下“可持续能源与环境学域”为例，能源与环境学科作为基础，以后必然会引领新材料、可持续能源技术、绿色环境学科的深入拓展，并带动碳中和等“绿水青山”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要融合。

　　在AI时代，年轻人无论是从事纯粹的科学研究，还是成为科创科学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融合式学术背景，更能让他们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