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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文化周报”继续向你汇总呈现最近国内外文艺圈、出版界、书店业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日，我们关注全球首例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生效，平台产生强力反弹，人文学科的技术焦虑，非虚构图书销量大幅下滑。
全球首例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施行
1995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写道：“美国许多10到15岁的青少年选择订阅《连线》（Wired）杂志作为送给父母的圣诞礼物，这是用他们的行动在说，爸爸妈妈，这本杂志谈的就是我的世界，你们了解吗？你们不想进来看一看吗？”《连线》杂志一度许诺了与“轻松一下 Windows98”匹配的数字乌托邦，在尼葛洛庞蒂看来，年轻人作为启蒙者构造一个反威权的新世界。
三十年后，全球首例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施行，禁令要求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被禁止向16岁以下青少年提供服务，违规平台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民事罚款，这似乎成为技术乐观主义遭受最重的一记耳光。
当地时间12月10日，联邦政府宣布《在线安全修正案（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SMMA）正式生效，澳大利亚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注册或持有账号，已有上百万账号被封锁，平台包括Kick、Threads、Facebook、Snapchat、Instagram、TikTok 、X 、Twitch、Reddit和 YouTube，上述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组织未成年人登录使用，比如基于用户线上行为的推导判断、上传身份证件核验，以及关联银行账户信息等。
制定禁用与豁免规范的政府单位，是负责处理网路霸凌与私密影像传播问题的“网络安全专员”（eSafety Commissioner），其主席朱莉因曼格兰特（Julie Inman Grant）出生于美国，她表示“我听到来自美国的家长、活动人士和普通民众说：‘我们希望美国也有一位像你这样的网络安全专员，一个愿意把未成年人安全置于科技公司利润之上的政府。’”
禁令遭到了所涉科技公司的强烈批评，但批评的话术并非为“数字化生存”辩护，而更多是试图否定自身作为社交媒体的定位，或是从操作难度和可行性层面质疑法令的有效性。例如，谷歌旗下的YouTube宣布遵守澳洲社媒禁令，但YouTube的主要用途是观看视频和教育，而非社交媒体。截至目前，所有澳大利亚16岁以下用户已被自动登出其账户，但在未登录状态下仍可观看视频，点赞、收藏、评论和订阅行为则无法使用。
相比之下，Reddit的举措显得更为激进，直接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法令违背了澳大利亚宪法中隐含的“政治交流自由”，给所有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严重的隐私和政治表达侵犯，“尽管我们认同保护16岁以下人群的重要性，但这项法律却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它迫使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都接受侵入性、何况可能并不安全的身份验证流程，并让青少年失去了参与符合其年龄的社群活动（包括政治讨论）的机会。涉及平台的分类也是混乱的：哪些平台被纳入法案，哪些没有，缺乏清晰的一致性。”
亦有声音担忧，对主流社交平台的禁令将会把青少年赶入监管更不透明的非法社区，近年澳大利亚移民与白人至上主义的社群已经出现年轻化趋势，比起宣称多元文化的主流社媒，他们更倾向特定的平台和群组，并将右翼话语模糊化、迷因化以躲避审查。在未被纳入禁令的通讯软件Telegram和游戏平台Roblox中，此类煽动行为甚至更为活跃。
法令的成效并不总是立竿见影，修正和反复甚至可能是必要的，但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相信法令的进步意义，总理阿尔巴尼斯称其“就像喝酒一样，青少年会违法饮酒，不代表我们不该设立法定饮酒年龄。”《卫报》一篇社论称，儿童可能感到被孤立的风险，不应成为削弱监管的理由。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以惊人的速度占据了年轻人的生活，而监管却长期滞后。如果这种事实本身不被质疑，那么任何干预都会显得突兀和粗暴。
许多评论指出，澳大利亚推动了数字治理立法化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其成效如何尚待观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依靠“科技向善”话语与平台自律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如何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的老问题，是现在不得不面临的新困惑。
人文学科面临价值危机
招生困难、经费削减、技术冲击……人文学科的危机似乎已经不再只是共识，而是既成的现实，反复的讨论开始惹人厌烦，相关话题在媒体上的阅读量持续走低。然而，人文学科的危机仅仅源于技术冲击吗？人文学科必须与时俱进吗？危机焦虑背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的是大多数人未曾察觉的先验判断，《大西洋月刊》发布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了这些观点。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美国语境下的学科危机与多数中国读者的切身感受或有不同。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大学改革主要是以美国为模板的，由于核心需求各有侧重，中国人文学科的焦虑主要来自“相对剥夺”，即相对于理工科更少的财政拨款和期望薪资，以及技术与政治合围下对学术自主性的焦虑。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则更少得到缓冲，一些人长期怀疑四年制本科学习的经济价值，人文学科更加远离可量化的收益，人们更倾向于学习商科和法律。精英高校的人文学科尚可依靠留学生支撑，普通高校则面临着更加现实的经济和合法性危机。
文章作者托马斯查特顿威廉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在纽约哈德逊河谷的一所小型文理学院任教，教授两门课程：一门讨论阿尔贝加缪及其思想渊源，另一门则通过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詹姆斯鲍德温等黑人作家的作品拆解“美国梦”。一些学者在回忆海外留学时，经常提到教授带读柏拉图或海德格尔的故事，他们往往每学期读一篇文章，甚至每节课只探讨一句话。在文学课程中，每周的阅读材料可能达到上百页甚至一整本书，如果不完成精读，无法完整理解文本，投机取巧的行为也不过是互相抄袭或参考名家的文学评论。
自2023年开始，威廉斯发现学生们开始使用ChatGPT辅助写作，机器的语言最初让人欣喜，例如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90年代中期的说唱歌词并置，因为陌生而显得有趣。随着技术成熟以及AI监测的普及，学生们开始将AI生成的短句和观点融入行文之中，变得难以察觉又能够及格——这似乎正顺应了与时俱进的需求，将最前沿的技术应用在学生习作中，科技公司的公关部门甚至可以借此赞颂“知识的民主化”，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威廉斯认为，AI承诺的是无需付出的知识，正如许多人从GLP-1类药物中获取的，是一种无需坚定意志即可减重的可能。技术与药物当然都有其合理用途，但它们的广泛采用，正在削弱我们欣赏、甚至忍受与文本缠斗的能力。
然而，今年四月《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似乎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作者格雷厄姆伯内特（Graham Burnett）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观察到精英高校对AI的极度恐慌，当被问及是否有人使用过ChatGPT时，整个班级陷入了诡异的沉默，有文科院系在禁用AI之外，甚至连带禁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选题和探讨，仿佛可以通过无视和禁止将技术隔在象牙塔的高墙之外——即便高墙早已倒塌。
如果说威廉斯的警告尚且带有道德批判的意味，伯内特的观察则将问题引向更深处：学术写作与课堂作业过去承担一部分功能——筛选、归纳和复述在技术面前已经迅速贬值，人类的文献综述功夫恐怕很难超过机器，那么人文思考中无可取代的部分是什么？现代人文学科是在神学逐渐失去它的支配地位和神圣性的过程中形成的，启蒙理性高扬的正是世俗价值，AI的流行短暂带来了宗教般的迷狂，人类的思索和主体性是否会再次让位于对终极价值的渴求？
人文学科强调的是为质询和反思而进行的严肃思考，这注定使它与不断“进步”的世界发生冲突。正因如此，与时俱进的尝试或许本身就是徒劳的。在文章最后，威廉斯引用了加缪的写作：在一个本身并无意义的世界中，我们通过自愿的奋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这一律令正面临被AI遮蔽的风险，而人文学科恰恰最有能力和意愿回应永无止境的追问。“西西弗被判罚永远推石上山，但只要每一次走到山脚时，他主动选择转身、再次向上攀登，就仍然可以是幸福的。”
非虚构写作在当下政治气候逐渐退潮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非虚构写作看起来势不可挡。这个被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反性骚扰运动和气候危机颠覆的世界急需解释，在传统纸媒衰落、社交媒体尚未统摄一切的年代，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公民行动。
然而，疫情过后非虚构的市场表现显得疲软。尼尔森IQ（NielsenIQ）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通俗类非虚构书籍的销量出现了明显下滑。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同期，英国非虚构类图书销量下降了8.4%，几乎是平装小说跌幅的两倍，以实洋计算则下降了 4.7%。尽管仍有少数作品得到加印，但非虚构的18个细分类目中，有14个出现了明显萎缩。
在出版从业者看来，任何非好莱坞化的、无法改编成爆款影视剧的非虚构写作都不再有生存空间。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并未惠及所有人，通过阅读介入政治没有带来更高明的总统，反倒成为2016年的原画复现。世界已经令人筋疲力尽，读者更想从浪漫爱和奇幻故事中寻求庇护，借取他人的美好人生稍微喘息。宙斯之首出版社（Head of Zeus）的总编霍莉哈利（Holly Harley）对《卫报》说：“我觉得确实存在一种疲劳感。新闻糟糕透顶，人们感到信息过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浪漫奇幻’（romantasy）类型迅猛增长。”
图书出版的兴衰，往往映射着人们对具体议题关切的涨落。在“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重新兴起后的几个月里，英国有色人种作家的书籍销量截至2021年增长了56%，雷妮埃多-洛奇（Reni Eddo-Lodge）也成为首位登顶英国非虚构畅销榜的黑人英国作家，但这股势头很快停滞。事实上，《书商》（The Bookseller）后来的一项分析发现，这场后“BLM”的出版热潮“并未真正实现人们所承诺的出版内容多元化扩展”。在统计学意义上，社会正义成为了图书市场展示包容性的陪衬。
政治冷感当然是非虚构写作退潮的重要原因，然而与美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畅销书的印制量简直微乎其微。一些作者认为问题并不在需求侧，而是供给端出现了问题：随着非虚构写作的专业化，写作主体从亲历者和素人转向专业作家和学者，话题则转向无足轻重的、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一些成名作者更希望通过写作变现，而非解释现实。
与此同时，音频内容也在瓜分非虚构图书的市场份额。播客开始介入知识议题和时事讨论，花15英镑购买一本书获取的信息，未必有通勤路上听15分钟播客让人印象深刻。然而，音频与非虚构写作并不对立，过去五年里，非虚构作品在音频格式中的购买占比几乎翻了一倍，中国读者最熟悉的非虚构写作者何伟也在有声书应用Audible上朗读自己的作品。比起写作者，出版方恐怕面临更大的压力，Audible背靠的亚马逊让多数书商很难在分账中获得理想收益。
在《书商》副主编卡罗琳桑德森（Caroline Sanderson）看来，爆款非虚构写作遮蔽了细分市场的危机，畅销书与市场腰部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几乎必然导致更偏颇的资源侧重和市场调研，随之而来的是写作的模板化和公式化。这并不难理解，“大厂裸辞/985文科生/这届中产/考研二战”的排列组合，已然成为当下中文语境中非虚构写作中的常见标签？即便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公众的兴趣和立场是无法预测的，资方仍然愿意多做一次此类的尝试。
真正让桑德森感到担忧的，并非一时的销售数据，而是更长远的趋势。在美国图书业频遭禁令的当下，作为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工具，捍卫严肃、长篇的非虚构写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她在《卫报》的采访中说道：“无论销量如何，我都坚定地相信，长篇非虚构写作在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它。销量的起伏只是天气，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气候。”
参考资料：
https://theinitium.com/20250808-whatsnew-australia-youtube-social-media-ban-zh-hans/
https://www.reuters.com/legal/litigation/australia-social-media-ban-takes-effect-world-first-2025-12-09/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5/dec/17/the-guardian-view-on-australias-social-media-ban-dragging-tech-companies-into-action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5/12/humanities-crisis-ai-camus/685233/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weekend-essay/will-the-humanities-surv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5/dec/17/are-we-falling-out-of-love-with-non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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