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超400家机构退出市场，中小银行减量提质，深度重构



　　华夏时报记者 张萌 卢梦雪 北京报道

　　2025年，我国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步伐显著加快。

　　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一体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转型发展”。这一年，全国超400家银行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其中村镇银行数量较2024年末缩减逾200家；农信社系统按照“一省一策”原则推进省级法人整合，7家省联社改革落地。

　　整合快速压降了机构数量，但存量风险尚未完全消解。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定调“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将“量”的调整转向“质”的提升。

　　“从全年工作来看，2025年改革成效显著，呈现‘减量有力、提质见效’的鲜明特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下一步，改革将聚焦深化省联社改革、优化整合模式适配性、引导机构聚焦主业提质增效，并强化长效机制建设。

　　超400家机构退出、7地省联社改革落地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12月22日，年内全国已有128家商业银行、3家农村合作银行、99家地县级农信联社和226家村镇银行退出市场。退出机构总数超400家，为近年来最高水平。

　　这其中，大量农信机构通过省级法人整合被吸收合并。例如，今年5月成立的内蒙古农商银行一次性吸收合并120家机构，创下全国单次整合规模之最；村镇银行的退出路径则呈现多元化特征，除纳入省联社体系外，大量由主发起行实施吸收合并。以蒙商银行为例，其发起设立的12家村镇银行已于今年全部完成吸收合并。

　　今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一体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转型发展，综合采取补充资本金、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方式分类化解风险。年内，全国共有7家省联社改革落地，但各地路径各具特色，即使采用相同模式，具体实施方式亦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河南、内蒙古、吉林、新疆四地选择组建省级农商银行，但整合节奏迥异。内蒙古一次性整合全区120家机构；河南与吉林则选择分批次整合推进，其中吉林首批并入13家行社，河南年内已分两批整合超百家机构。

　　江苏、江西、贵州三地则选择成立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同时采取 “上参下”模式，目前，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已获批参股辖内一家农商银行，江西农商联合银行则已获批以不超过22.05亿元投资参股上饶、广信等19家农商行。

　　曾刚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今年我国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加速推进，核心源于政策、市场与主体三方合力。

　　他提到，政策层面，中央持续加码金融风险防控，“一省一策”的差异化指导为改革提供了清晰方向和制度保障；市场层面，部分中小银行长期积累的资本不足、治理薄弱等问题日益凸显，叠加农村金融环境变化，倒逼行业通过改革破解发展瓶颈；主体层面，国有大行、股份行等优势机构主动参与整合，为改革注入资金、技术和机制支撑，形成多方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曾刚表示，改革后，中小银行的核心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公司治理上，实现从“引资本”向“引机制”“引治理”转变，通过吸收合并、省级整合等方式，建立起权责清晰、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风险控制上，复用优势机构的风控模型与数据系统，同时补充本土化风控指标，筑牢了信贷入口关与贷后管理网，风险抵御能力显著增强。

　　减量提质，改革持续深化

　　2025年，中小银行改革化险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国有大行以更积极姿态介入，深度参与村镇银行“村改支”等工作；地方国资在风险化解中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凸显，多地由省级财政、地方金控平台或国有企业牵头。

　　曾刚向记者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为后续改革划定了核心主线。下一步，改革将聚焦四大方向。一是深化省联社改革，推动剩余省份完成省级法人整合，聚焦“完善治理运行机制”，强化省级机构对辖区机构的行业治理与服务能力，实现统分结合的高效运转；二是优化整合模式适配性，在国有大行“村改支”、股份行区域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因地制宜”，对县域优质中小银行侧重“强赋能”，对风险突出机构强化“硬处置”，避免模式一刀切；三是聚焦主业提质增效，引导改革后的机构深耕农区、社区等本土市场，围绕特色产业推出定制化金融产品，通过“产品定制化、服务下沉化、风控本土化”，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四是强化长效机制建设，推动中小银行完善合规文化培育机制、人才科技保障机制，夯实数字底座，从根源上破解治理薄弱、创新不足等问题。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向《华夏时报》记者强调，“减量只是手段，提质才是目标”。他提醒，减量不意味着必然提质，甚至可能出现“减量又减质”的风险。关键在于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

　　“‘减量提质’是一个‘先治标，后治本’、最终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董希淼表示。当前高风险机构的数量压降已取得显著成效，为改革化险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政策的重点应从“量”的调整，更深层次地转向“质”的提升——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完善治理激发出中小银行的内生动力，以及能否在整合资源、稳健发展的同时，依然精准、有效地满足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展望2026年，改革仍面临多重挑战。曾刚指出，一是部分区域风险处置仍待推进，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压力较大；二是整合后的机构存在业务融合、系统对接的适配成本，如何在依托接收行资源的同时保留本土服务优势，是重要考验；三是人才短缺与数字化转型滞后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制约“提质”目标落地；四是区域经济差异显著，改革政策的精准适配难度较高。

　　对此，他提出针对性建议。监管部门应继续坚持“一省一策”差异化监管，给予改革过渡期政策支持；建立整合效果评估机制，动态优化监管要求；同时严厉打击非法中介，防范改革中的次生风险。银行自身则应坚守支农支小主业，依托接收行资源优势，结合本土特点优化产品与服务；加快数字化转型，搭建涉农信用数据库，提升风控与运营效率；还要重视人员分流安置，通过技能培训、双向选择稳定队伍，保留本土人才优势，确保改革成效持续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