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主动个体的灵魂，在所有与其有关的情感中，没有一种情感不能被归结为喜悦与渴望[1]。”
——斯宾诺塞，《伦理学》，1677
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的《唯一的家园》（No Other Land, 2024）在2024年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Panorama）全球首映。四位导演在影片新闻稿中对拍摄地区的历史背景做了如下介绍：
“马萨费尔亚塔（Masafer Yatta）是一片位于约旦河西岸南边的美丽山区，这里散布着二十个古老的巴勒斯坦村庄。人们在这儿世代过着农耕生活，很多人在当地传统的巴勒斯坦石岩洞窟中居住。这些小村落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的地图上便已存在，比如在1945年英国的巴勒斯坦地图上（注：1920年-1948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暂时接管巴勒斯坦），它们被分别标记为阿尔穆法卡拉（Al Mufaqqara），阿尔马卡茨（Al Markaz），阿尔法赫伊特（Al Fakheit），金巴（Jinba）。但以色列占领军不承认这些村落的存在，很早便在以色列的地图把它们抹去。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1980年，以色列军队宣布将马萨费尔亚塔的土地作为以色列的‘封闭式军事训练区’，正式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而正如之后两份以色列的秘密国家文件所披露的那样，以色列前总理、后出任农业部长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 1928-2014）在其中表明：以色列政府将马萨费尔亚塔作为‘军事训练区’这一措施是为了迁移此处的村落，并将土地分给以色列的殖民定居点所用。1996年，影片导演之一巴塞尔阿德拉（Basel Adra）出生在当地的一个村落。1999年，以色列军方下令要求所有居住在马萨费尔亚塔的巴勒斯坦人离开，让这片土地成为以色列士兵的军事训练场。
“从这一刻起，巴塞尔的亲戚和邻居们便开始了拯救村庄免遭驱逐的抗争。马萨费尔亚塔是以色列的占领地，生活在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因此没有投票权。为了求得公正，村民们通过几位以色列律师在2000年向以色列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反对强制驱逐的请愿书。历经二十年的法律之战，以色列高等法院最终在2022年给出判决结果：准许以色列军队继续在马萨费尔亚塔的驱逐行动。这也是自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以来，以色列政府在此处最大规模的强制迁移行动。……当时，由此对当地村庄的破毁以及约1800名巴勒斯坦人被驱逐的事态，引来全球的谴责，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专家等在内的很多组织都把以色列军队的这一行径看作是战争罪。
“系统性地拆毁马萨费尔亚塔的村民住房是以色列军队施行驱逐行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位于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民政局，超过98%巴勒斯坦人所递交的建筑许可申请都被拒绝，与此同时，民政局允许以色列定居者在该地区自由建造。这一殖民政策通过利用军事法迫使马萨费尔亚塔的村民离开他们历代生活的土地，因为村民们在这里所建造的住房、学校、水井和道路等设施都被以色列军队视为‘非法’，并列入拆毁的项目名单。在村民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自身的存在都被以色列视作是‘非法’的。……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约旦河西岸局势更是急剧恶化：此处的极端主义以色列定居者通过暴力把西岸16个巴勒斯坦村庄的居民全部驱逐离开他们生活的土地。”
影片的四位导演，从左至右：巴塞尔阿德拉，尤瓦尔亚伯拉罕，哈姆丹巴拉尔，雷切尔索尔。（图片来源：L'Atelier Distribution）
来自马萨费尔亚塔当地的记者/社运人士巴塞尔阿德拉（b.1996），农业耕作者/摄影师/社运人士哈姆丹巴拉尔（Hamdan Ballal, b.1989），以及来自以色列的记者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 b.1995）和电影摄影师雷切尔索尔（Rachel Szor, b.1994），四人携手拍摄的《唯一的家园》便记录了自2019年夏天至2023年冬天，生活在马萨费尔亚塔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日常抵抗与坚守。
故事，历史
《唯一的家园》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一户在马萨费尔亚塔生活的社运人士家庭。为捍卫家土，自巴塞尔阿德拉记事起，父母便开始与以色列士兵抵抗，阻止他们强拆房屋驱逐村民的行径。“那年我五岁，人生最初的记忆：半夜一阵刺眼的亮光，醒来见到我父亲第一次被捕的场景。”影片开始，在一系列过去的摄像影像制式中，巴塞尔继续回忆叙述：“这是我七岁那年，记忆中村民们第一次游行。我和母亲当时坐在田野里，看到父亲（被以色列士兵摁倒在地）。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自己的父母都是社运人士。”因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领后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辛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的巴塞尔从未能在当地学以致用。但从小在一个抵抗殖民侵占的社群中长大，无论是出于保护家园的生存本能，还是来自父母身体力行的教育，都让巴塞尔对“正义”与“公正”有更深切的体悟，促使他在现实中展开行动。
这是一个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日常抗争的故事。自1967年马萨费尔亚塔被侵占，以色列军队及定居者便不断通过武力驱逐在此处生活了几个世代的巴勒斯坦人民。军队强拆这里的房屋、羊圈、学校和游乐场，限制村民们车行，拆毁村里的电线，填平生活所用的水井，居民只能搬进漆黑的洞穴中度日。房屋被拆毁，抗议，重建家园，再被摧毁，村民们便在其中周而复始地生活，直到呼吸最终停止的那一刻。“最艰难的斗争是选择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而马萨费尔亚塔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人们珍视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与生活。”2023年冬天，在以色列军队更大规模地展开拆迁驱逐行动、以色列定居者的行径变得更暴力之前，巴塞尔用镜头记录下了村民们最后坚守的片段。
村民被迫迁入地穴中的生活。（图片来源：IMDb）
2020年，村民再次游行抗议以色列军队拆毁房屋的行动。（图片来源：IMDb）
这是一个关于巴勒斯坦母亲们的故事。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者的母亲们，用她们朴素的日常用语斥责并质问前来强行拆迁的以色列士兵，让执行命令的士兵不得已转头，无言以对。为她们世代生活的家土被摧毁而哭泣哀诉的母亲们，面对被以色列士兵打伤或枪杀的孩子而欲哭无泪的母亲们。她们每一张伤痛或沉默的脸庞，都似凝固了这片土地上穿越几个世纪的悲痛回望，积蓄着另一种将被转化的能量。
住屋被毁后，哈伦母亲回答记者：“我们没有其它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家土，所以我们甘愿为它受难。”（图片来源：IMDb）
这是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孩子们的故事，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课堂上的孩子，看着这些暴力入侵日常的孩子们。孩子们很少哭嚷，更多是惊吓中的沉默。沉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看着家人被驱逐，房子被拆毁，看着他们正在上课的学校顷刻间被推倒成为一片废墟，目睹的一切便都印刻于他们童年的记忆中。而日常的流离失所与无助中，也是孩子们时刻给予着属于他们天真中特有的力量。他们注视的目光，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玩耍时的歌唱、舞蹈、游戏。光就这样慢慢透了出来，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次日去上学的路上，在成片被推倒房屋的废墟中，从车里望出去，孩子们依然雀跃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有一座山丘，它还在；看那里的草丛，它们还在；我们的鸡舍，它还在；看那块石头，它还在……”村民走上街头为遭遇的不公呐喊，孩子们亦走在游行的队伍中举牌抗议。是孩子们，不时轻抚父母与祖父母的脸庞，试着明白并拭去成年人命运中似乎无法驱散的悲伤。
2022年，村里学校被推毁后的废墟。 （图片来源：L'Atelier Distribution）
孩子们看到生命的喜悦。（图片来源：IMDb）
这更是一段关于友情的故事。巴塞尔，巴勒斯坦人，社运分子；尤瓦尔，以色列人，新闻记者。巴塞尔用影像记录家园土地上以色列军队的暴力，影像拍摄是他抗争的武器；尤瓦尔来到马萨费尔亚塔，用文字记录他的所见所闻，参加当地村民抗议以色列军队的非暴力游行，并就强拆行为在以色列的电视媒体上与记者激烈辩论。因以色列主流媒体的引导，以色列民众普遍认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建筑的“非法性”而支持强拆行动。尤瓦尔希望用自己在西岸的记录与思考，改变以色列国内对此的公众舆论。尤瓦尔为了报道来到约旦河西岸，获得巴塞尔的帮助，两人因此相识，共同经历冲突、危险、恐惧、沮丧及自我怀疑的过程中，渐生一段真挚的情谊。历史情境之下，两人过着极不对等的生活：尤瓦尔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来去自由，巴塞尔事事都需要申请许可。影片中两人数次单独对话的场景：开车，抽烟，喝茶，遥望落日。面对动荡不安的此刻，年纪相仿的两人似兄弟，似战友，并肩为理想中巴勒斯坦的自由解放而努力。两人的相知相守，特别是在不知所措时的迷茫，不断重新定义着期冀、信念、憧憬、未来这些词的含义。
巴塞尔和尤瓦尔又一次就家国与个人的长谈。（图片来源：L'Atelier Distribution）
影像，记忆
同时，这也是一部关于“影像”的影片：关于影像如何参与写作构建人类的集体历史，衡量影像在历史记忆构成中的角色及重要性，思考电影影像实践面对时局所应和所能承担的历史挑战。
巴塞尔和尤瓦尔自幼生长于一个完全对立两分的世界。面对长辈影像中家附近的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巴塞尔如此区分陈述：“路上开着两种牌照的车：开黄色车牌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来去自由；开绿色车牌的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只能在西岸境内行车。两种车的出行许可则完全由以色列控制”。2023年冬天，影片中两人最后一次聊天，谈及揪心的时局，谈及将三十而立所面临的未来。在决心坚持与一切未卜的张力之间，尤瓦尔提到：“我觉得我们需要明白如何去改变现状。……大家看到一些东西（影像或文字），被打动，然后呢？”
2008年-2009年加沙战争发生时，因看到不少英语新闻媒体的报道与当地现实间所存在的偏差及由此产生的误导，几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在2010年共同发起一份在线独立新闻报道分析杂志《+972》（https://www.972mag.com/），名字源于拨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的国际电话区号“+972”。《+972》杂志关注被主流媒体言论忽略或回避的声音，特别是来自巴勒斯坦民间的声音。除了职业新闻记者之外，杂志的平台上也汇集了社运分子、文化工作者、囚犯、普通劳工等的声音。在坚守政治和新闻报道原则的同时，杂志致力于让人们更具体全面地了解在巴以关系中一些被长期看作复杂的历史及地缘政治问题，希望集众人之力来寻求解决这一冲突政治方案的可能性，归还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自由。
尤瓦尔很早便加入了《+972》杂志调查记者的队伍，2021年巴塞尔也成为杂志在约旦河西岸的报道记者。此次尝试通过影像创作来传达集体携手的发声，《唯一的家园》四位导演如此阐述他们共同执导影片的意愿：“我们是几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社运人士，记者和影像工作者。大家在一起拍摄这部影片，希望通过这些影像能终止以色列军队在马萨费尔亚塔持续几十年对当地村民的强行驱逐。也希望可以改变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自幼身处的种族隔离环境，以及由此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各种不平等。目前我们身处的现实正日益变得可怕，变得更为暴力与压抑。而在现实面前，我们作为个体的力量却如此薄弱。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部影片发出一些截然不同的呼声，呼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不再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而是完全平等地相处生活。”
巴塞尔日常的记录拍摄工作。（图片来源：IMDb）
《唯一的家园》是一部见证式的影像。通过两代人的声像记录，见证了以色列长达半个多世纪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对巴勒斯坦人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殖民压迫。“我在他（侄子）这个牙牙学语的年纪，村里就有人开始拍摄记录在这儿发生的一切”。影片开头，接着父母这一代人二十多年前摄录的影像，巴塞尔的画外音继续讲述：“而从属于我们的历史终结的那一刻起，我也开始了拍摄记录。”立足于此时此刻，巴塞尔用手机或微型摄像机记录中清晰可见的画面见证着每一刻正在发生的事件，而剧烈晃动或一片模糊的画面亦见证了身体冲撞或受袭的时刻（例如在抗议游行过程中，以色列军队使用的催泪瓦斯或投掷的致残手榴弹）。过去与今日影像的交替中，影像制式在变化（不同的拍摄器材），人物的容颜及村子的景象在变化，传承不变的是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各种姿态的抵抗：游行抗议，与侵入者的对峙，反复重建着家园。对这段集体历史的主观记录中，这片土地上物质、文化及时间等不同形式的冲突在影像中的描述呈现，本质地展现了构成并支撑村民集体抵抗的核心所在。
这是一部日记式的影像。记录村民们每天面对的暴行，亦记录日常中他们的欢声笑语：围炉夜话，吃饭逗趣，孩子们的游戏玩耍。影像记录了巴塞尔小时候，村里的妇女和孩子们如何在巴塞尔母亲的提议下，巧妙绕过了以色列士兵的禁令，共同建起村里第一所学校；记录了当时村民们包车出游，在车上歌唱舞蹈表示对出行受限的不屑。村里发生的冲突陆续成为事件引发关注：村民哈伦（Harun Abu Aram, 1997-2023）因与夺走家中发电器的以色利士兵起冲突，被士兵枪击自此半身不遂；巴塞尔在拍摄过程中被以色列定居者揪打受伤；巴塞尔父亲因反抗以色列士兵，半夜被抓关押军事监狱等。当媒体报道过后，影片影像记录的是哈伦母亲在地穴里日夜对儿子起居的照顾；巴塞尔的母亲早起为他洗衣，为儿子万一被抓准备行装；巴塞尔全家人过节般的欢庆，准备迎接在民权组织律师的协助下获释归来的父亲……影像记录了日常中他们的愤怒，他们的疲倦，他们的绝望，他们的祷告。
2020年，巴塞尔家人一起晚餐，母亲预料次日强拆军的到来。（图片来源：IMDb）
2021年，妹妹们梳妆打扮迎接父亲获释归来。（图片来源：IMDb）
这是一部历史记忆的影像，是个人的记忆，亦是集体的记忆。作为这片土地上周而复始的历史暴力的承受者，影像是伤痛的记忆；作为对占领暴行的抵抗者，影像亦是欢快的记忆。村民们的机智幽默，他们的团结相助，他们对这片土地挚爱而坚守的快乐。哈伦被以色列士兵枪伤致残时，巴塞尔和尤瓦尔刚认识不久。因自己撰写的关于哈伦的报道以及在马萨费尔亚塔的所见所闻没有很多读者，产生的影响甚微，尤瓦尔很是沮丧。巴塞尔打趣称尤瓦尔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你似乎期望通过几篇报道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可以很快改变巴勒斯坦被占领的现状。……但这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还是需要有耐心，让自己习惯失败，习惯从你是失败者的角度出发。” 影像的见证固然是为了在时局当下传播信息而引来世界的关注（巴塞尔在Instagram上即时发布的帖文，特别是对2022年为期10个星期村民游行抗议以色列军队拆毁行动的记录转发），但从长远的角度，这些影像的记录也是为了留存历史事实，建立历史文献，留下影像档案，并由此将抗争的记忆传给后代。
父辈的影像记录中，由妇女和孩子们主力建起村里的第一所学校。（图片来源：IMDb）
由此，《唯一的家园》也延承了电影史上曾多次发起的反击主流媒体错误、虚假或误导信息传播的影像实践传统[2]。
比如一些集体的实践：1967年，为反击当时美国令人压抑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及主流媒体的既定叙事，在著名先锋电影人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 1922-2019）的倡议下，一群电影导演和社运人士在纽约会面并建立了The Newsreel小组。运用16毫米胶片摄像机的便捷性，小组成员前往各种抗议现场记录真实的声音，其中包括反帝国主义，反警察暴力，非裔、拉丁美洲裔或女性等边缘少数群体的诉求，以及学生与工人的游行等等。The Newsreel很快从纽约传至波士顿、旧金山及洛杉矶等地，并同时与非洲及拉丁美洲的革命组织联合制作了多部社会纪录片。今天，位于纽约的Third World Newsreel（https://www.twn.org/）接过火炬，继续传承这一精神。1968年至1970年，由意大利导演及剧作家切萨雷扎瓦蒂尼（Cesare Zavattini, 1902-1989）发起成立的“自由新闻短片”（Cinegiornali Liberi），鼓励有摄像器材的人创作影像，记录反映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1968年至1973年，在法国成立的“电影概貌”小组（tat Gnraux du Cinma），聚集了近1500名电影专业及非专业人士，提倡将电影制作民主化，集中关注社会议题。在其中生成了两组知名的反误导信息影像创作系列：在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组织建议下生成的“传单电影”（les Cin-Tracts），以及在贝桑松（Besanon）和索肖（Sochaux）两个城市成立的梅德维德金小组（Groupe Medvedkine）中由工人自己拍摄的“新社会”影像系列（Nouvelle Socit）。1996年，受诺姆乔姆斯基的启发，在美国纽约成立的独立新闻节目Democracy Now!，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1400个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放。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在西雅图举行期间，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在场外多次发起示威游行。出于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度地去报道这些游行事件的愿望，数个独立和另类媒体在美国西雅图组建了运行至今的独立媒体中心Indymedia。2006年，在英国成立的Reel News（https://reelnews.co.uk/），得益于人们的捐助及志愿者的工作，十多年来定期拍摄并上传反错误信息的影像资料，关注并介入气候变化、社会权利、各类民众抗议活动等诸多议题。影像报道中所聚焦的专家深度解析，也强调了信息在传播中的清晰度及其普及教育的重要性。
或是一些个人的行动实践：比如法国影像工作者勒内沃蒂耶（Ren Vautier, 1928-2015）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非及阿尔及利亚的长期拍摄，揭露了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史；自1971年开始，在日本与黎巴嫩两地，日本实验先锋导演足立正生持续近二十年对巴勒斯坦状况及其解放组织活动的拍摄记录（1982年以色列空袭位于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很大一部分影像在轰炸行动中被毁）；法裔黎巴嫩战地记者、摄影师及导演乔斯琳萨博（Jocelyne Saab, 1948-2019），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中东地区（尤其是黎巴嫩）常年的记录与影像创作；泰国女记者及作家因坎贾纳瓦尼特（Ing Kanjanavanit, b.1959）在影像创作中对泰国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生态等问题的记录与探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法国记者及纪录片导演弗洛朗马西（Florent Marcie, b. 1968）先后在车臣、阿富汗、叙利亚的影像记录叙述，为世界媒体提供了被法国先锋实验电影专家及策展人妮可尔布雷内兹（Nicole Brenez）称为“原初信息”的参考（Ur-information，在时间上先于官方信息的发表，之后其内容被媒体业界频繁取材使用）；法裔伊朗女视觉艺术家巴尼霍什努迪（Bani Khoshnoudi, b.1977），在影片《沉默的大多数在说话》（The Silent Majority Speaks, 2010）中所记录2009年发生在德黑兰的伊朗绿色革命，以及对在政治及宗教压迫统治下的伊朗民众起义百年历史的重现；美国电影导演、评论及策展人约翰吉安维托（John Gianvito, b.1956）倾力十年的纪录影像史诗计划“例如菲律宾岛群”（For Example, The Philippines，2006-2015），聚焦美国曾经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记录了基地在1991年关闭后所遗留军事废弃物的污染对周边居民的灾害性影响。影片《凝结尾迹（克拉克）》（Vapor Trail [Clark], 2010）与《尾波（苏比克湾）》（Wake [Subic], 2015），通过对菲律宾当地人的采访以及历史文献和影像资料的呈现，探讨了自1899年的美菲战争开始，美军在菲律宾岛群上驻扎近一个世纪对当地所产生的隐性社会影响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由此揭示了一段仍被普遍忽视的美国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巴勒斯坦的时局越发紧张，加沙走廊的境况更是不堪入目。从世界各大媒体频繁传来战争中受难平民的图像，视觉冲击的反复中，苦难似乎被逐渐抽象而变得遥远。《唯一的家园》打开了另一个时间维度去看巴以冲突的历史。影片不为获取怜悯，不寻求对某些言论的赞同。在其走入事件的历史向度中，它直面我们每一个观者——作为担当历史的主体，在心理、伦理、政治以及人类学等不同层面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面对这些影像时，让人不禁自问：我们如何来回应由影像触动的情感？如何将其转化，来回应影像中的人们所诉求的公正？
2023年，坚守还是离去？（图片来源：IMDb）
自1948年的Nabka到今天，对巴勒斯坦平民而言，还有没有正义的存在？（注：1948年-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或被逐出家园。巴勒斯坦人将此称为Nabka，阿拉伯语中“浩劫”与“灾难”的意思。）若有一天把话筒递给巴勒斯坦的普通百姓，他们对“正义”和“希望”的定义会是什么？影片中，父辈影像记录中的一段插曲：村里的妇女儿童和平抵抗以色列军队的禁令，共同建起村里第一所学校的事引来媒体关注。2009年3月，因此时加沙战争所引发的冲突，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作为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特使前往巴勒斯坦访问。在其访问约旦河西岸的行程中，布莱尔来巴塞尔的村子巡视考察了七分钟。巴塞尔的画外音回忆道：“布莱尔回到英国后，以色列便取消了他在我们村里所经之处的房屋及学校的拆迁令。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从小到大，我反复听着同样的故事。”2022年夏天，同一所学校，学生们正在上课。以色列军队引领数辆推土车开至学校操场，在孩子面前推倒了一切。
“失败者”或许始终势单力薄，但面对持续不断的毁灭，实践影像本身便是赋予自己点滴可能的创建与象征的表现力。因为由影像所生成并传递的力量，介入社会的力量，其肯定或提示性的力量，它也是一个群体在历史中寻求通过其自身力量成为合法合理民族的开始。
注释：
[1]笔者自译。出自《斯宾诺塞文集第三卷：以几何顺序证明并分为五个部分的伦理学》法语版（uvre III. thique. Dmontre suivant l'ordre gomtrique et divise en cinq parties），法国出版社Flammarion1965年版。
[2] 对电影史上这一丰富的影像实践传统更具体细节的梳理与分析，请参阅法国电影史学家、先锋实验电影专家及策展人妮可尔布雷内兹（Nicole Brenez）的著作《表态 — 关于电影及其他电影影像艺术的政治书写》（Manifestations. crits politiques sur le cinma et autres arts filmiques）, 2020年由法国De l'incidence diteur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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