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同比增长17%，如何看待天门出生人口“逆袭”？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在全国出生人口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下，湖北天门市却出现“逆势回升”。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该市新生儿约7217人，比2023年增长17%；2025年上半年也继续同比增长5.6%。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比2023年的902万人增加约52万人，增幅约5.8%。

天门出生人口的显著回升，被外界解读为天门近年来推出的“大手笔”生育支持政策的作用。2025年7月23日，天门市委书记纪道清在《中国人口报》上发文章介绍，预计天门市2024年至2026年投入3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根据现行政策计算，在天门生育二孩最高可获各项奖励补贴287188元，生育三孩最高可获奖补355988元。这还不包括近期公布的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

不过，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人口学者提醒，总和生育率（TFR）才是衡量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出生人口同比增长17%并不等于生育形势的实质改变。由于人口统计口径分散和测算方法复杂等原因，天门目前尚无法给出生育率的权威数据。

他们指出，天门人口的“逆势增长”更可能是龙年生育偏好、疫情放开后的生育集中释放、迁移效应以及政策效果叠加的结果，而非生育意愿的根本性改善。其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还需要依赖长期、规范、权威的数据监测，以及更大力度的国家层面投入来检验。

如何看待“同比增长17%”

天门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辖区面积2622平方千米，户籍人口160万。 2024年，天门市GDP为785.40亿元，在湖北省内排名第十六。

2023年9月1日，天门市实施 《关于鼓励生育的五条政策措施》，生育二孩、三孩，且新生儿户籍登记在天门的天门户籍家庭，增加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市财政分别给予二孩、三孩家庭1000元、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落实生育保险待遇，再发放300元的分娩补贴；二孩、三孩家庭分别获得5万元、10万元的购房认购券。

此后，当地支持生育政策多次“加码”。根据现行政策，除住房认购券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还可以获得基因筛查费用减免、一次性生育奖励、分娩补助、产假补助（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女职工除外）、育儿补贴等五项奖补。按这一政策推算，生育二孩最高可获奖补287188元，生育三孩最高可获奖补355988元。这还不包括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石智雷多次到天门市调研。他向界面分析指出，天门市近年出生人口的回升主要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短期效应，不应直接解释为生育形势的实质改善。

一方面，2024年具有典型的“龙年”文化效应，历史经验显示龙年出生数往往上行；另一方面，疫情全面放开后存在补偿性“堆积释放”，此前因疫苗顾虑、婚礼推迟、就医不便等原因延后的生育，在2024年集中释放。同时，天门市政府以多维度、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形成明显吸引，带来“迁移选择效应”——一些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本地户籍家庭回到天门分娩、登记并领取补贴，从而抬升本地出生数。

在人口统计学中，衡量生育水平通常依赖总和生育率，而非单纯的出生人口增减，因为总和生育率更能反映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变化。但据界面新闻从天门市卫健局获悉，目前当地尚未开展总和生育率的统计。

石智雷指出，讨论总和生育率必须回到统计学的基本口径一致性。总和生育率是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假设一批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通常为15-49岁），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目前一般按常住人口构建的时期指标，分子应是本地常住育龄妇女在统计期内所生的活产数，分母则是同一时期本地常住育龄妇女的数量与年龄结构。根据天门的支持生育政策，当地目前对外发布的人口主要是出生后登记户籍地在天门的人数，但父母是否属于常住天门的人口不得而知。

他指出，当地难以发布总和生育率的原因在“分母”——这些去年诞下孩子的妇女的常住地，规模与年龄结构难以准确、稳定地掌握。首先，天门外出务工人口比例高，户籍地与常住地长期错位，若用“户籍妇女”作分母会把大量并不常住本地的女性算入，导致分母虚高；相反，若仅凭一次性摸底或抽样，流动性又会使分母低估或结构失真。

再次，统计口径分散也加剧了技术难点。针对一个区域，统计局有人口与抽样资料，公安有户籍与居住登记，卫健有分娩台账与母亲年龄信息，财政有人头补贴发放明细，但目前这些来自不同口径数据没有进行校正。即使医疗端能较准确记录母亲年龄与分娩信息，若不能与居住地状态有效联接，仍无法生成可用于计算年龄别生育率的稳定序列，进而无法可靠汇总为总和生育率。

基于以上原因，石智雷指出，在现有统计口径下，当地发布出生“绝对量”的变动更为可行，但据此推断生育率改善并不严谨。

石智雷特别强调，从更长周期看，2017年天门出生人口18019人，至2023年降至6004人，2024年虽增加至约7217人，仍仅相当于高位时期的三分之一。

从育龄妇女规模的变化来看，2017年天门的育龄妇女43万，到2024年降至约40万，降幅约3%–5%，但出生数却下降约三分之二（约65%）。这表明，问题的实质在于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的系统性变化，而非仅是“分母”缩水。

鉴于目前缺乏以常住育龄妇女为分母、可连续追踪的权威数据，他建议引入第三方学术团队长期、独立、规范地开展调查与评估，区分政策的净效应与口径或短期冲击所致的波动，以判断天门做法的真实效果及其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

“天门经验”可复制吗？

天门出生人口“逆势上扬”后，出现了跨部门、跨地区的密集调研。近日，民建黑龙江省委会人口医药卫生委员会主任、民建鸡西市委会主委李秋红带队，率领民建省委会“提高人口出生率”课题组，远赴湖北省天门市开展专题调研，旨在借鉴当地先进经验，为破解人口发展难题、探索生育支持路径汲取实践智慧。

对于“天门经验”的可复制性，在人口学者、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黄文政看来，天门市公布的出生人口同比增长数据，确实显示出生率有明显上升，但如何理解其背后的生育率提升，需要更谨慎的分析。

黄文政向界面新闻指出，短期内育龄妇女人数的变化幅度不大，而且一般会下行，因此一个地区一年内生育率的增幅大致约等于或略高于出生人口的增幅。例如，天门市2024年出生人口比2023年增长17%，可初步推算生育率的提升幅度大致在17%左右甚至略高。

不过，他提醒，天门的数据可能受到人口迁入的影响。按照当地政策，凡是新生儿在天门落户即可享受政策，这使得部分原本在外地产子的家庭回流，加大了增长幅度。“这种情况下，统计口径会高估本地生育率的提升，但同时也说明政策本身具有吸引力。”黄文政说。

但黄文政也指出，地方补贴政策有效是肯定的，但具体的效应放在全国或许没有那么大，因为全国作为一个封闭样本空间，迁移所带来的额外影响将不存在。而且，大多数地方缺乏提升生育率的直接动力，而且财政能力有限。黄文政强调，要真正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出手。

他此前的测算显示，投入相当于GDP的1%用于生育支持，大致可以提升0.1的总和生育率；而目前中国整体生育率仅在1.0左右，要回升至更替水平的2.1，至少需要十倍以上的投入。

2024年至2026年，天门市投入3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2024年，天门市GDP为785.40亿元。黄文政直言，这一比例远远不够，从长期目标来看，生育支持的支出占GDP比重应当达到3%-5%左右，才能真正扭转趋势。

但在他看来，这一投入并不是不可承受之重。中国中央政府拥有财政与金融工具，比如通过长期国债等方式集中投入，不仅能支持家庭生育养育，还能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刺激消费、改善分配。“这是对未来人口和经济的投资，不是成本。”黄文政强调，孩子不仅意味着消费，还会直接提升经济增长，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长期、稳定、跨代际的制度安排，才能构成真正有效的政策闭环。